第四章（5 / 6）

康有为欣然同意，由原是冯国璋幕僚长的胡嗣瑗，陪着到了南京。冯国璋东阁延宾、西园载酒，礼数不但周到，而且显得极其亲热。

“华甫，”到得酒酣，康有为大咧咧地直呼冯国璋的别号，“拙作《为国家筹安定策者》，不知你看过没有？”

这篇文章是在“洪宪”帝制取消以后所写的，公然主张复辟。梁启超那时还在西南，老实不客气地以《辟复辟论》教训了老师。而且云南、贵州、广西、广东四省都督，联名通电反对，说“国体不许变更，乃国民一致之决心，岂有不许袁贼，独许他人之理”，给康有为当头浇了一盆冷水。因此，这时候要试探冯国璋，首先便须了解他对这篇文章的反应。

“这样的大文章，哪里不能看。”

“尊见如何？”

“自然赞成。”冯国璋不满张勋的骄横跋扈，乘机说道，“不过张绍轩不够资格办这件大事，南海先生如果肯出山，我一定执鞭以从。”

冯国璋的这种态度，康有为在回到徐州以后，当然不便实说，他只告诉张勋：“华甫是赞成复辟的。没有问题。”

张勋已另外定了个主意，听得这一说，正好接话。“既然如此，我想请你老再辛苦一趟。”他说，“到京里再探探段芝老的口气。”

原来几次徐州会议，段祺瑞都指派徐树铮出席，名为支持，实际上却是“观变”。徐树铮本就富于机智，长于肆应，对于复辟问题，虽未表示反对，但亦始终没有什么热心的表示。因此，张勋由莫测高深而深感困惑，希望康有为能为他“破惑”。

康有为欣然同意。照他的意思，从光绪二十四年八月，袁世凯告密，缇骑将至，仓皇出京，从戊戌到这年丁巳，恰是十九年。如今进京，亦犹如苏武北海牧羊十九年，历尽艰辛，终得重睹汉家威仪，有许多感慨，可向报界发表。但张勋的参谋长万绳栻，极力劝说，各界对复辟之议，颇为注意。康有为以保皇党党魁，目标太大，会引起许多流言，增加许多阻力，非智者所为。因此，只得躲躲藏藏地悄然进京，而且也不得亲自去看段祺瑞，托一个老朋友去跟段祺瑞探口气。

所托的这个老朋友，就是颇受黎元洪尊敬的湖北耆宿周树模。他去看段祺瑞时，恰是国会除研究系以外，其他各派各系，都在研究如何在对德宣战问题上杯葛段内阁时，一提此事，正好触发了段祺瑞的牢骚。

“民主再搞下去，非搞得通国皆乱不可。照目前的情形，非君主不能止乱。不过，只能用形式，不能用精神。”

这话转达给康有为，惊喜莫名。“段芝泉深获我心，你看，他的说法，跟我所主张的虚君共和，有什么两样？”他对潘博说道，“段芝泉是赞成了，我到天津去看徐菊人，问他是何主见。”

徐世昌与康有为是二十多年的老友，在甲午以后，戊戌以前，过从甚密。康有为设强学会，袁世凯捐银五百，是最主要的一个支持者，而康、袁之间的桥梁，就是徐世昌。不过，他们也二十年未见了，执手欷歔，有着谈不完的旧事。不过，徐世昌还是存着戒心的，因为康有为翻云覆雨的手段，绝不会如一介武夫的张勋那样容易对付。

终于正式谈到政见了，康有为问：“菊老对于虚君共和，有何意见？”

“君主可以跟共和在一起谈吗？”徐世昌故意讶然反问。

“君主是独裁，与共和自然对立。但君主无独裁之权，尊其位而无其实，则与共和并行而不悖。”

“原来这就是虚君之虚。”徐世昌问道，“可得闻其详乎？”

“我的主张，早已共白于天下，‘保中国，不保大清’。今日言虚君共和，仍是此一宗旨。第一，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万不可复大清朝的国号；其次，君主既为虚君，政权当归内阁，实行责任内阁制，对国会负责任。”

“如吾公所云，与目前的体制，似乎亦无甚区别。”

“不然！”康有为答说，“目前是总统制，而内阁又自以为是责任内阁制，犹之乎美国总统之下，又有一英国式的内阁，府院即非争权不可。今明定为虚君，则今上犹如日本大正天皇，坐享尊荣，万世不绝，是故‘保中国’，亦正所以‘保大清’。”

“这话很透彻。不过，今日大患在国会。必先有代表民意的国会，始足以产生负责任的内阁。以中国的民智而言，此恐非一蹴可就。”

“此自是实情，然而万里之行，起于跬步；不有一画，孰开天地？”康有为将“圣人”的口吻又拿了出来，“我去国十有六年，居美国、墨西哥、加拿大两年，后来久居瑞士、瑞典，凡七游法、八游英、一游葡萄牙，至于意大利、比利时、丹麦，频游不记数。逐客生涯，无所事事，唯以考察政治，为我专业。以为邦人君子，百尔所思，不如我见闻之切，筹思之深。今日欲保中国兼保大清，舍虚君共和制，别无他途可循，是故名为复辟，实在是再造共和。”

徐世昌极为深沉，心想不让皇帝掌权，而为有名无实的虚君，这话在力谋“恢复祖业”的宗室及大清“忠臣”就听不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