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11 / 21）

“这我就放心了！”素娘的脸上，绽出微笑，令人想到春风拂过，冰河解冻的光景。

第二遍金钟又响了，郑徽匆匆作别。入闱以后，领卷归座，好久都静不下心来——韦庆度、素娘，还有那个被韦庆度描绘得丑陋不堪的李六，如走马灯一般，交替着出现在他的脑中。

忽然，有一个小小的纸团，很准确地落在他的面前，抬头一看，韦庆度已越过他的身边，向主司座前走去，有所请示，这是故意找机会跟他通信，随即把那纸团打开，上面写着八个字：“时不君予！何事观望？”

郑徽接受了警告，抛开杂念，定一定神思，开始研究题目。

这第二场试是策问——正式的礼部试，第三场才是策问，第一场帖经，第二场杂文。私试不考记诵之学的帖经，所以第三场试变成第二场试——杂文及诗赋，看人的才华辞藻，策问则是考验经济学问。当时的开元之治，超越文景，媲美贞观，大唐皇朝的兴盛富庶，正被推展至巅峰状态，自宫廷至士庶，无不以追求精神及物质的享受为生命的最大目的，因而陶冶性灵的诗篇，特别为时所重，名句一出，家传户诵。而在进士试中，亦以杂文的诗赋，为及第的关键，但策问毕竟是关乎国计民生的真知实学，所以真正有抱负的举子，都愿意在这一场考试中，一逞雄才。

照例，进士试策问五道，所问的不外乎纯理论的“经义”，考问史实的“征事”，批判现实政治的“时务”，或者发抒政治理想的“方略”。这天，主司于玄之所出的五道题，两道属于经义，三道属于时务。郑徽平日做学问，在经史之间，倾心于后者，对于经——“大经”的《礼记》《春秋》《左传》，“中经”的《诗》《周礼》《仪礼》，“小经”的《易》《尚书》《公羊》《榖梁》，因为与性格不相近，并无深刻的研究，所以那两道经义题，只是敷衍成篇，并不出色。

在时务题上，他稍微想一想，便觉得大可发挥。三道时务题，一道问“治道”，一道问“民生疾苦”，一道问“税法”。郑徽的父亲，在常州是勤求民隐的好官，他耳濡目染，对于民生疾苦，亦有相当深入的了解。同时，他又生长在东南财赋之区，徭役地税，素来熟悉。江淮出盐，扬州则是海内第一个商业中心，所以对于盐税、关税的征收情形，也很清楚。这样，“民生疾苦”和“税法”两策，在他便毫无困难了。

困难的是“治道”一问，这题目太大了，该从何说起呢？

他想起“徒法无以自行”这句名言，从而掌握了“得人则治”这四个字，作为立论的主旨，这个“人”，自然该是宰相。

自贞观以来，唐朝建立了一个传统，相权极重，皇帝的敕命，不经宰相的同意，不但无效，而且无法执行。所以宰相贤能，则天下大治，这有历史可以证明：太宗朝没有房玄龄、杜如晦、魏征以及长孙无忌、褚遂良等等，不可能有贞观之治；本朝没有姚崇、卢怀慎、宋璟、韩休、张九龄等等，亦不可能有开元之治。

然而自开元二十四年起，远声色、绝货利，能够极力规谏皇帝的张九龄，被李林甫与高力士排挤走了。

郑徽想起了韦庆度痛斥李林甫为奸臣时的愤慨，也想起了他父亲前年自京师述职回常州，说起李林甫专权，在他觐见皇帝之先，威胁他报喜不报忧时的感叹。

于是，他的全篇构思，自然而然地完成了，第一段，提出“得人则治”的观点；第二段，征引大唐开国以来贤相的治绩以支持他的观点；第三段，用反笔进一层申论，如果小人在位，蔽欺天子，下情不能上达，上意不能下宣，政风败坏，粉饰升平，以致闾里之间，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则不但无以慰黎庶望治之心，而且辜负了圣明拔擢之恩；然后，产生最后一段结论：治道无他，亲贤远佞，慎选才德兼备，器度恢宏，能持大体而又敢于犯颜直谏的人来掌国柄而已。

才思敏捷的郑徽，不但已想好了“治道”一策的大意，甚至腹稿都有了，但下笔的时候，他却又不免踌躇。

所踌躇的，只因为记起了“多言贾祸”这句话。对策的第三段虽用假设的语气，但明眼人一望而知，是在指斥李林甫；最后一段结论，正面立言而意在言外，也是指李林甫。大唐开国以来，天子都有纳谏的雅量，甚至连武后亦不例外，这是国运所以隆盛的一个极重要的原因，天子如此，大臣自然也如此——可是，那是在魏征的时代，宋璟的时代，张九龄的时代，而现在是李林甫的时代。

他知道，如果他的文字有可取之处，必将流传出去，流传到李林甫耳中，必将恼恨、报复。这是一场私试并无实质的利益，而多言可能贾祸，然则徒逞口舌之快，岂非太不聪明？

但他又不甘于缄默，这样一个可以借题发挥的好机会，硬要封住嘴不说话，有如骨鲠在喉那样叫人感到不舒服。

左思右想，委决不下，时已近午，他决定先去吃了饭再说。

走到廊下，与韦庆度劈面相遇，两人站住脚交谈。彼此都关心着对方，韦庆度关心他白白耽误了时间，五道策问怕不能如限交卷；即使赶了出来，也怕没有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