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69章】 气象更新（1 / 4）

民国三年，气象日新，某些根深蒂固的传统也在悄悄地进行变革，最为显著的莫过于“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传统思想。这话前一句倒也罢了，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年代，钢铁作为重要且为数不多的物资要优先保证各种工具、物件的制造，高质量的钢铁产品往往与铁钉无缘，以致于到了20世纪，中国国内市场所需要的钉子还往往要从外国进口而戏称其为“洋钉”。但后一句，后人往往有所误解，以为是中华子民贪生怕死而不愿投身军旅，其实却不尽然。封建时代的中国和世界各国一般，人民普遍视投身军队为个人谋求晋升之道，自秦以降，因军功而封侯赐爵比比皆是。但与西方不同，中国有很强大的科举传统，贫寒子弟可以通过读书、科举来改变自己的命运，这无异于在军旅之外增添了另外一条新的道路，而西方各国往往贵族子弟或教会人士才有机会担任上层文官，相比之下中国的做法自然是比较开明，为庞大的统治机器开启了由下往上的流动之门，这也是中国封建文明远发达于他国的保证，所谓人各有志，很多人不通过军旅同样也能获取晋升之道。

从机会成本的角度衡量，在国家安定和平时期，自然是文官比武官更有用武之地，哪怕在动荡时期，文官的价值和作用也不见得逊色武官多少；从个人禀赋的角度考虑，在冷兵器战争时代，体力对于战斗力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身体瘦弱者不适合军旅，身强体壮者也并非一定要选择军旅不可――毕竟谁都愿意选择更接近成功的道路。抛开偏见和先入为主的观念不说，自然是习文的要比习武之人更多。但中国还有一个不好的倾向，在独尊儒学的传统下，社会和民众对于读书人过于尊重，使得武学在不知不觉中受到了抑制，在这样的舆论气氛中，一个有为青年在选择自己的前途时往往会受到影响，“好男不当兵”只是一种极端的概括。

在另一层面，封建时代的中国和列国一样，军队同时是一种职业，军人理所当然地要领取军饷以养活一家老小，但遗憾的是，由于中国重文轻武传统的存在，对军人的待遇并不重视，军饷对于民众的吸引力并不高，再加上腐败、舞弊等克扣军饷行为的存在（这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文官武官间待遇不平等，武官通过其它手段来弥补收入差距），使得军人待遇非常低下，这自然也不能吸引有为青年的加入，“好男不当兵”其实揭示的是民众对于军队待遇低下的鄙视。有些读者不明白这个大气候与传统，往往简单类比近代西方列强和中国普通军人的待遇，认为中国军队的待遇无论如何也不算低，怎么战斗力就这么差劲呢？其实，这个时候西方通过资产阶级革命，已实现了军队从募兵制转为普遍义务兵制度，民众接受了这样一种概念――当兵（指普通士兵）是为国家尽义务而非一种终身制职业（军官才是职业军人），故而能接受相对较低的军饷。因为整个服役期只有两年或三年，纵然收入微薄也不会对家庭生活有太大的影响，而义务教育、社会保障、民主选举等权利的存在又使得这些人认为这份义务的付出和权利取得是对等的，他们愿意做出这种牺牲。中国在近代反侵略战争中的失败，除了武器、战术等层面的原因，募兵制与普遍义务兵制度的差距也是很重要的方面。

事物总是充满了辩证法意义，在和平时期，普遍义务兵制度相对有利，一方面国家可以通过较低的人力成本维护军队建设；另一方面，由于义务兵服役期间较短，在同样的周期内，接受过国防教育的士兵队伍势必更加庞大，这能为大规模战争储备合格的后备兵源。在战争时期，则是募兵制相对有利，一方面募兵是自愿投身军旅，更具有勇敢精神和奋斗意识；另一方面，募兵往往在军旅中锤炼的时间更长，由于战争样式的改变和武器的进步，对人的体力要求越来越低，对于训练和技术则有更高的要求，两个同样是20岁入伍的小兵，23岁的义务兵可能在体力上强于30岁的志愿兵，但适应战争的能力和经验肯定逊于服役已经10年的志愿兵。

为了给新生的中华民国锻造强大的国防利剑，更鉴于历史教训，选择一种适合国情的兵员补充法便是秦时竹、陆尚荣等一干军国要人所要考虑的事务。经过充分论证，国防部决定结合普遍义务兵制度和募兵制度各自的优点，在全国推行募兵式义务兵制度，并起草《中华民国国防法》草案提请议会审议并试行。说是义务兵，因为草案中规定的服役期间较短，一般男性公民在18－24岁间，如果身体健康、肢体完全且没有其它不适宜服役的情景都具有服役资格，绝大多数军人只要服役满3年即可申请退役，除了特殊岗位和专业岗位，任何军人如果在30岁之前不能获取军官资格（即少尉军衔以上）也将强制转入预备役。另外还规定国防军每级军衔的最高任职年龄，达到最高年限而无法晋升军衔的，一律转入预备役（中尉35岁，上尉40岁，少校44岁，中校48岁，上校52岁，代将55岁，少将以上视身体健康程度和岗位要求决定，不再硬性规定年龄），不过，由于中华民国新造，国防军军官团年龄结构非常年轻，不要说40岁的上尉，就是30刚出头的少将也比比皆是，国防部长陆尚荣上将此时还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