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37章】 内蒙问题（2 / 3）

贡王府。

近半个月在野外飘忽不定、风餐露宿的生活让阿拉坦敖其尔形容憔悴，头发、胡须老长且肮脏不堪，见到贡王后，他只喊了一声“王爷”，就昏了过去……

也许是快到家的兴奋让他降低了周围环境的感知力，也许是贡王沉浸在自己的幻想里一直难以自拔，他们两个根本就没有主意到黑暗中有几双警惕的眼睛盯着王府。

“这小子果然回来了，快，回去报告镇守使！我在这里继续盯着。”

在部队驻地得到确切消息的夏海强大喜过望，大叫道：“好小子，你终于回来了，看爷爷怎么送你们上路！”……

想解决蒙古问题的，不止秦时竹一家，袁世凯也很想有所作为。

从地缘政治上来说，控制了内外蒙古，等于将北疆势力一分为二，有利于中央权威的发扬；另一方面老袁作为临时大总统，也需要在国内树立威望，解决蒙古问题，确实是一个良好的契机。

解决外蒙问题的方法不外两种，一是在中国内部通过谈判或武力的方法解决，二是通过外交途径，与外蒙的后台沙俄交涉解决。从维护国家主权的立场出发，自应选择前者，这是中国的希望；可从实际情况考虑，又很难避免后者，这是沙俄的图谋。北京临时政府也曾尝试与库伦当局谈判解决“独立”问题。袁世凯上台不久，即两次致电库伦活佛哲布尊丹巴，谓“外蒙同为中华民族，数百年来俨如一家”，“但使竭诚相待，无不可以商榷，何必劳人干涉，致失主权。……务望大扩慈心，熟观时局，刻日取消独立，仍与内地联为一国，则危机可免，邦本可固。”北京政府颁布的《蒙古待遇条例》等优待法令，既为安抚内蒙王公，也是向外蒙示以姿态。

袁世凯在出台这些发令的时候，预先征求了秦时竹的意见，秦见到电报后微微一笑，认为无济于事，自然也就不会出面反对。除此以外，北京政府还准备派人去外蒙直接商谈，其中先行出发的兰逊（nn）牧师等已在库伦多方活动，运动蒙人中止俄蒙谈判，改与中国政府协商。但库伦当局的上层人物多是长期受惠于沙俄的亲俄集团分子，自恃有沙俄撑腰，执迷不悟，一意孤行，对北京政府的呼吁和优待置之不理。哲布尊丹巴在给袁世凯的回电中竟称：“与其专员来库，徒事跋涉，莫若介绍邻使，商榷一切之为愈也。”北京政府几乎无法和库伦活佛建立直接的联系，自然更谈不上和平协商解决问题了。

武力解决的路同样走不通。外蒙军事力量虽然不强，然地处偏远，气候恶劣，军事行动不易。更为窘迫的是，要对蒙古用兵，必须通过北疆势力的范围。袁世凯在心里掂量，首先秦时竹不会同意，即便同意，也不会真的全力以赴；其次，袁世凯一向视军队为自己的命根子，用来控制国内局势都嫌不够，更何况平定边疆呢？因此对调动自己的北洋军出征不甚积极；再次，要出兵外蒙，就意味着与沙俄刺刀见红，袁世凯对帝国主义有一股与生俱来的害怕，自然不会冒这个风险，事实上沙俄作为外蒙后院，极力威胁中国不得进兵，也让袁世凯有所顾忌；最后，通过指挥北疆国防军出动也不如意。秦时竹任命马占山为呼伦贝尔镇守使后，牢牢控制了黑龙江与外蒙边境地区，但绝对不越雷池一步，袁世凯不可能强令要求进兵。在西路，袁世凯虽然可以指挥杨增新由新疆调兵援阿尔泰，但沙俄立即出面干涉，表示“决不承认”，沙俄外交部甚至公开威胁中国公使：“中国进兵外蒙，俄当干涉”，逼得北京临时政府只好下令“暂缓调动，免生交涉”。

两种方法都行不通，剩下的只有一条路——和沙俄交涉解决外蒙问题。这是沙俄自外蒙“独立”后的基本立场，由中俄间的交涉，迫使中国承认外蒙“独立”的现状，无论交涉结果如何，都能为以后的侵略留下伏笔。

秦时竹对历史的了解是袁世凯比拟不了的优势。他明白眼下和沙俄闹翻是不明智的，外蒙的状况只能继续维持，非得等到俄国革命爆发才有机会，但内蒙问题和外蒙问题不一样，有充足的理由和依据，也完全有能力解决。在这一点上，他比袁世凯的态度要积极和现实的多。袁世凯想通过解决外蒙问题进而推动内蒙问题的解决，这种一揽子方案好虽然好，却无成功的可能；秦时竹的计划是安定内蒙，孤立、分割内外蒙古，麻烦是麻烦了点，却有效。

控制内蒙古落到实处，就是要消除那些封建王公的割据势力，尤其要打破八旗制度，实现近代化改革。秦时竹的策略，就是要杀鸡骇猴，贡王就当仁不让地成为了这个对象，夏海强这个急先锋的任务，就是尽快拔除这个眼中钉。

夏海强是个粗人，但不莽撞，有道是话粗理不糙，他的逻辑是：贡王非除不可，有借口要除，没有借口制造借口也要除。为完成这个任务，他拼命搜罗情报，寻找有利时机。不仅从李春福那里千方百计要来了精干的骑兵团，更为重要的是，在贡王府周围安排了眼线，任何风吹草动都逃不过他的眼睛。只是贡王十分谨慎小心，夏海强一直苦于抓不住他的小辫子，而秦时竹交待给他一定要有依据的要求就像一道高压线拦在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