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31章】 上海分行（2 / 3）

8股，其余22股分配给清帐（会计）、跑街、汇划（票据交换）、钱行、银行、洋房（负责与其它钱庄、票号和洋行的往来），信房（文书）、客堂等八处负责职员，即上海钱庄所谓的‘八把头’。”

“这倒和票号大异其趣，特别是这个‘易子而教’挺好，比晋商那些老死不相往来强多了。”

“正因为有这种千丝万缕的关系，钱庄还有正式的同业组织，这也是与票号的一个很显著的区别。这种同业公会，不仅是联络感情、谋求共同利益的团体，而且有实际的业务，主要就是票据交换、钱庄间的款子汇划、议定拆息和商定银洋价格等，这些是每天都必须进行的。对官府或外商的交涉，也常常通过同业公会进行。

钱庄的利润有一个很大的来源――庄票，分为即期和远期两种，便利于收付、活跃交易，促进商品流通。实际上，庄票给钱庄带来存款，扩大了业务，并提高其信用力，出票越多，信誉越好，但钱庄对于流通的庄票数目总是竭力保密，以防谣言挤兑。同业公会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合力破除谣言，防止挤兑。”

“这么说钱庄要稳固的多喽？”

“也不是，因为有这层关系，钱庄经营一般要比票号大胆，往往也造出更多事端，比如前年发生的橡皮股票风波，钱庄周转不灵，大量倒闭，去年革命爆发，外资银行陆续收回对钱庄的拆借，钱庄又因此而倒闭58家，几乎奄奄一息。上海的报纸几乎每隔几天都有报道的。”

银行和钱庄的关系既有共生的一面，也有矛盾的一面。银行是股份有限公司，资本比较大，不象钱庄或票号那样依靠财东个人的财产和信誉；银行以法人资格经营，钱庄依靠个人关系，银行主要做抵押贷款，钱庄通常为信用贷款；银行办理票据贴现，钱庄的庄票一般不贴现。双方最根本的矛盾就是钱庄由于既得利益，死守银两记账不放，不仅垄断洋厘行市，还表现为在同业往来上，银行间收解是现银授受，钱庄就只能划拨，即以公单过帐，如果银行收进钱庄票据，需迟日取现，无形中造成了损失。因此，遇见有风吹草动，银行，尤其是洋人银行，常常对钱庄落井下石。

“所以你一反常态，不和钱庄谈，就和那些银行谈了？”沈麒昌恍然大悟。

“正是，上海金融业发达，各大列强的银行云集，人民银行若是要开设分行，没有熟悉当地业务的合作伙伴是不行的。”熊希龄得意地说，“我已事先和三家商量好了，估计再碰个头谈一谈就没有问题。”

其中一家是1906开业年的信成银行，被认为是中国第一家私营银行，由周廷弼创办，资本110万，在北京、天津、南京和无锡设有4个分行。革命爆发后，由于金融市场紧迫，该行就宣告歇业。熊希龄要开设分行的消息一传到，两人立马一拍即合。

另一家是1908年由浙江人李云书创办的四明银行，资本150万，于汉口、宁波设立分行。虞洽卿是创办人之一，与钱庄关系密切，尤其与宁波帮的商业和钱庄关系十分亲近。主要就是投放商业和航运业，后来逐渐由虞洽卿主持。

最后一家是1907设立的浙江兴业银行，由浙江全省铁路有限公司创办，初期目的是为了解决铁路股款的保管和利用。资本100万，分1万股，浙省铁路公司占四成半，在铁路公司和银行都有投资。辛亥革命爆发，杭州谣传汉口浙兴倒闭，发生挤兑风潮，曾任大清银行首届监督的叶揆初是当时的总负责。

通过谈判，熊希龄和三家银行达成了协议：信成和四明两行在上海的股份，吸收并入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总股本350万元，其中人民银行总行200万，信成持有50万，四明持有100万；北京和天津分行中，信成各持有10万（周学熙各持有15万，其余都由人民银行总行掌握），在南京分行持有30万（相应的，人民银行为70万）；汉口分行中，四明占有20万，浙江兴业为30万，人民银行为50万；宁波分行中，四明占有30万，浙兴20万，人民银行50万；杭州分行中，四明20万，浙兴50万，人民银行30万。以上诸行，除北京和天津分行行长由人民银行委派外，南京、 上海、杭州、汉口、宁波五处分行都由原有三行的负责人出任行长。之所以这么让渡，一方面是因为这三家银行心甘情愿的接受合并，能担任行长这是一个很大的因素，另外也是因为人民银行实在派遣不出那么多的人才，尤其是熟悉当地业务的人才来管理各地分行业务，也乐得顺水推舟。

得益于腾龙社的分布和《人民日报》驻外地分支机构或明或暗的渠道，葛洪义人在山西，消息却颇为灵通。

“北方兵变，南方也没有安于本位。滇军北伐司令唐继尧攻入贵阳，拒绝孙中山任命的贵州都督杨荩诚回归。”葛洪义首先通报了这个信息。

“唐继尧混水摸鱼？”秦时竹笑着说，“恐怕背后还有蔡锷的指使吧？”

“情报上说：杨原任第一标教练官，兼任贵州陆军小学总办，武昌起义后，被推举为都督，以同盟会控制的自治学社为枢纽，而宪政预备公会阴谋颠覆军